微笑曲线理论的形成，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1] ，也就是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世界各国企业，由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就是全球产业链，它一般由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导。以制造加工环节为分界点，全球产业链可以分为产品研发、制造加工、流通三个环节。 从过程产品到最终产品再到最终产品销售，产业链上各环节创造的价值随各种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主要从事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然而，无论加工贸易还是贴牌生产，制造加工环节付出的只是土地、厂房、设备、水、电等物化要素成本和简单活劳动成本，虽然投入也很大，但在不同国家间具有可替代性，企业为争取订单，常常被压低价格。而跨国公司掌握的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其所投入的信息、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属知识密集要素，比制造加工环节更复杂，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研发和流通环节要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按照合同完成订单生产即可分享利润的制造加工环节并不负责产品销售，市场风险极低。按照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收益正比匹配原则，跨国公司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大投资者和最终产品销售的风险承担者，自然成为最大的收益者。（一）我国纺织服装业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结构不合理。当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市场呈现一定程度的供求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失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初加工产品增长过快。从纺织产业细分行业结构看，首先表现为纺织、化纤等产业中初加工能力相对过度增长导致产业过度竞争的风险。2000年到2006年，我国纺织工业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元，年均增速高达50%左右。部分地区和企业片面追求规模、产值的高增长，盲目铺摊子，“同构性”发展。从投资结构看，纺织产业链中的棉纺、化纤等上游初加工产业投资占投资总量的75%以上，使同期棉纺、化纤产能迅速扩张，到2006年底，棉纺能力比2000年翻了一番还多，聚酯、化纤产能增长3倍左右。其二，染整行业水平不高影响高档面料供应。虽然我国纺织品服装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在纺织品深加工的很多关键领域仍然处于劣势，部分高档产品仍需进口，如高档面料、高档地毯和无纺布等纺织制成品。目前我国出口的中高档服装中60% 的面料依赖进口，2006年进口面料金额达89.5亿美元，同时进口面料的平均单价总体上高于出口面料，如2006年我国棉布、化纤、毛织物面料的进口平均单价分别比出口平均单价高0.34、0.38和2.17美元/米。面料的外观主要取决于染整环节，而染整环节一直是我国纺织工业的瓶颈，存在着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后整理水平低等问题，致使面料外观缺乏特色，档次低，功能差。目前我国印染行业中，仅有少数企业在色差3-4级以上的产品合格率能达到80%，大多数企业只有50%左右，而国外先进水平已经达到90%。横向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第三方面是，三大类最终纺织品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纺织品从用途角度可分为衣着用、产业用和家用。从长期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对产业用和装饰用纺织品的需求增长也日益加快，而我国当前的产品供应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大约3/4的产品是用于衣着生产的，只有不到1/4是后两种用途，装饰类、产业用纺织类产品供应相对不足。从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进出口类别可以看出上述结构状况。2006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中服装出口占64.47%，产业用纺织品占22.91%，而同期的进口则呈相反趋势，在进口中产业用纺织品的比重则达到了84.26%。2、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经营管理水平低。现代服装业的竞争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综合科技、经济实力的较量，科技的作用日益突出。据统计，国际大型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一般占销售收入的3％～5％，世界500强达5%～10%，而我国服装业这一比例还不到0.12％。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是服装业高技术的发展方向，发达国家服装企业的应用普及率已达80％以上。设计师是服装的灵魂，可我国至今没有一位世界名师，与巨大的服装生产和消费能力极不相称。专业技术人才、管理、营销人才也严重匮乏，业内有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只占1％，是全国技术素质最低的行业。民营服装企业家族式、家长制的管理模式十分常见，缺乏战略思维，短期行为普遍；而国营、集体企业又存在产权不明晰、机制不灵活等体制问题，管理难以真正到位。经营管理水平的低下直接影响我国服装业的效益。以总资产贡献率来衡量，1998年我国工业平均水平为7.12％，而服装业还不到4.33％。3、品牌竞争力差，产业链整合度低。品牌竞争越来越成为现代服装业竞争的关键手段，而我国服装业羸弱的品牌竞争力与庞大的生产加工能力却极不适应。虽然PIERRE CARDIN（皮尔・卡丹）、CROCDILE（鳄鱼）、GOLDEN LION（金利来）等世界名牌都是由中国本土企业加工制作的，中国品牌也逾万种，却没有一个世界名牌。服装业产业依存度极高，但我国服装相关产业却发展滞后，难以适应作为龙头的服装业发展。纺织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使我国高档面料自给率不及50％；服装设备制造业除普通平缝机外，高档特种缝纫机及粘合、裁剪和整烫设备全部依赖进口；高档服装辅料也基本依赖进口。另外，现代服装业发展越来越需要相关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如流行预测、品牌代理、展览公司、模特公司等，而我国服装服务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服装业的需要。相关产业发展滞后使服装产业链整合度不高，由此成为我国服装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4、标准体系不健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意识、手段滞后。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纺织品、服装受到近年来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不利影响，占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的10%以上，而我国服装企业从认识到行动都相对滞后。以国际纺织品生态研究和检验协会推出的OKO-Tex Standard 100（生态纺织品标准100）生态标签为例，截止2000年5月，在颁发给亚洲地区纺织、服装企业的1125张证书中，只有95张给了中国企业。我国对服装的毒理检测和环境污染保护检测鉴定也起步晚、技术落后，对产品环境标志认证重视不够。目前国内除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有一个对照欧盟标准制定的生态纺织品标准外，还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虽然国家正在推行产品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双绿色认证，对获证企业给予出口免检待遇，但在国内4.7万家服装企业中，只有18家企业获此认证。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也越来越高，我国标准还难以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对“入世”后服装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参与国际竞争极其不利。3、纵向产业链结构不利于产业效益提高从纵向产业链条来看，目前我国纺织服装的各部分发展不平衡，整体架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即在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优势较为明显，而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能力相对薄弱。在现阶段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日益专注于纺织产业链的两端，即前端的原材料生产和产品研发以及末端的深加工和市场渠道。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利润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中部，受到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目前我国纺织服装业更多的是用OEM生产方式，生产商在全球纺织品价值链中仅占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被进口国垄断，都落入位于产业链两端的发达国家手中。此种产业优势结构的可替代程度很高, 市场竞争激烈,很容易为其他国家取代, 引起“微笑曲线”的下移，也就是利润率呈现下降。从世界名牌的发展轨迹来看，要实现产业升级应该采用原创设计生产(ODM) 和自有品牌生产(OBM) 方式。4、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进入关键时期根据在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下世界纺织工业发展的总趋势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已经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原因如下：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上，全球纺织品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跨国产业链中制造国低端地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产业价值链内，“微笑曲线”不断下移，也就是利润从产品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环节等上、下游环节的转移将会继续。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挤占我国纺织品的海外市场。 中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着更廉价劳动力和贴近主要消费市场的地缘优势,已经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我国纺织品原先以劳动力和土地等作为国际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在国内市场，纺织服装业也面临考验。低端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的矛盾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出口压力的增大将迫使企业转向内销，从而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来自资源环境和要素的约束。首先是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增强。在国际上，环保、绿色、循环经济现在领先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起步。在国内，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与资源、能源、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纺织服装产业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要求日益提高，对粗放型发展有更大约束。其次是原料及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难以逆转。棉花、化纤原料缺口不断加大，近年来，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工资成本上升压力很大，给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的纺织服装产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我国纺织服装业在OEM 阶段，国外贸易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同时,给我国带来了能耗、污染等大量的负“外部性”，而国外公司却未能承担这些成本。（二）我国服装业的结构调整面对以上问题，政府和行业协会必须对服装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行业指导，帮助中国服装业大力加强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配置于服装业的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率和效益，更好地应对WTO的挑战。1、加强所有制结构调整，让国企退出服装业。我们从2000年服装业有关指标的对比分析中看出，国企占全国服装企业数量的9%，占用了行业41.1%的资产，而利润总额却仅占行业的2.6%。从2000年服装业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自己最擅长的事，再通过多种模式实现联合。如由核心企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各项指标均与三资企业有很大差距，总资产贡献率仅为4.10%，而三资企业却高达9.63%。因此，服装业资产配置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应当调整。 全国近年来服装业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截至1999年底，行业内国企数量比1995年减少了50％，民营企业已成为行业的主体。实践证明，对服装业来说，民营企业有较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因此，国家应鼓励民营企业大举进入服装业，以多种形式参与国企改革，对技术落后、效益低下的国企，应尽快以各种形式退出市场，盘活存量资产。2、优化企业结构，形成多种企业模式。许多行业在结构调整中常常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或实行多元化战略，这对服装业来说却未必有效，服装产品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服装企业结构的多样性，我国服装企业应把结构优化的重心放在提高效益和竞争力上而不宜简单扩大规模。大型企业可以按照产业链，组建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如从纺织原料、服装面料到服装设计、生产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可以发挥服装业的龙头作用和产业链整合的优势；服装商业企业与生产企业为一体的企业集团能够加强销售与生产环节的联系。中小企业应当强化专业分工，集中精力做好掌握品牌、营销，与加工企业进行专业分工，在企业与服装设计机构、面料供应商中开展项目股份制合作等。小企业可以实行“错位竞争”，占领大中企业无利又无力可图的市场空白，实现自身的发展。只要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同时又形成针对这种需求的适度规模，小企业就可以“小而精”，“小而强”。另外，企业还可以对原有的生产经营系统进行彻底的转制，形成各种新型业态。3、加快区域结构调整，构建“大陆、港、台服装业经济区”。近年来，在国内外低成本竞争及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发达地区的加工型服装企业越来越难以生存，应及时将生产能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东西部不同重点的产业集聚。东部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品牌产品出口，加快产业升级并逐渐成为研发设计中心和市场信息中心，带动中西部发展；中西部则大力发展加工业，成为我国服装业加工基地，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1999年我国内地、港、台服装出口量合计占世界服装出口额的29.7％。内地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完整的服装生产、研发和人才培养体系；香港有丰富的服装经营和接单经验，快捷的通讯网络和高效的进出口系统；台湾有高品质的服装面料。两岸三地的纺织服装业互补性很强，如果紧密协作、优势互补，足以成为世界最大和最有竞争力的服装生产、设计、销售中心。因此，国家应构建“大陆、港、台服装业经济区”，推动两岸三地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实现我国服装业的持续发展。4、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快高新技术普及、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为促进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把依赖低附加值产品竞争带动的数量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以品牌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竞争带动的质量型增长方式上来，国家应对品牌出口、高附加值出口及环保产品出口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在出口信贷、出口退税、保险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实施名牌战略；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加强对服装业高、新、特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对服装产业链相关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使其更好地为服装业服务。行业协会也要帮助企业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快服装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与企业、学校共同努力，加快培养以设计师为代表的人才队伍，提高行业素质。（三）结语当前我国服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服装企业、各相关中介组织和政府等主体需要共同努力，从不同的侧面不断探索结构调整与升级的 我国服装业经过多年发展也已具备了相当实力，加入WTO又将获得许多机遇。因此，我们虽不可盲目乐观，但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充分认识自身的不足，大力加强结构调整，扬长避短，把握机遇，我国服装业就完全能够以“入世”为契机，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